又值八一：致我们那代人的父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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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代人的父亲们……     

献给那个时代所有背负精神枷锁的父亲们…… 

江南樵夫


*1976年的今天是父亲的忌日，那一年，父亲这个小人物竟然和几个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一起走掉了，就好像约好了要结束一个时代一样。每一年的今天我都会想起他，继而想起整整一代我们那时的父亲们…… 

一、 

脑子好的人婴儿时期就会有记忆。太太就说她躺在摇篮里看见一个大辫子姑娘走进来拿走了她家的一把毛线，几十年后跟丈母娘一说，还真有这么个人，也真有这么个事。

可见所言非虚。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这样开始的，河坝里的大树下很凉爽，似有蝉鸣又似没有，在我头前总有一个个看我的笑脸诡异地绕过…… 

我是在妈妈怀里的，在妈妈坚强的臂弯里我依稀记得她被风撩起的短发。

那天是父亲挨斗的日子。父亲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乒乓球桌上低着头，四周无数的手臂在挥动，他被打下去又拖上来…… 

记忆被岁月的年轮几经覆盖，一切都已经模糊，只有父亲的微笑犹在。

是的，挂着牌子的他始终都在微笑，那样宽厚，一如后来溘然长逝时在我清楚记忆里那样满足的微笑一样。从这永不磨灭的微笑记忆里，我猛然知道了我一生坚持推建“宽容、理性、提倡反对”新文化中那不可抗拒之“宽容”冲动的由来。 

等我真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就变成这样了：披着棉大衣，带着鸭舌帽，穿着平底鞋，来去匆匆，寂静无声…… 

姐姐比我大七岁，虽然姐姐记忆里的父亲非常阳光，钓鱼、打靶、下棋、打牌样样都来。但在我的记忆里就只有寂静和他偶尔对我弯腰的微笑了。 

工作的关系，父亲不常回家。我从小在户外活动，和小伙伴们玩烟盒、打豆腐干儿……

手背的污垢皴出了厚厚的黑壳。 

那天父亲回来了，他用白瓷脸盆打来一盆清水，拿来香皂，蹲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认认真真给我一层一层地洗掉污垢……。

象出水的芙蓉，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手居然也可以又白又嫩……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安静的，安静到几乎寂静。偶尔回到家，读完文件就坐在屋子里发呆。他有时候会坐在凳子上拿片菜叶静静地喂鸡，那只黑母鸡一点不怕他，就着他的手一嘴一嘴的把菜叶吃掉，而他总是微笑着若有所思。 

记忆中他唯一喂我吃过一次饭。我吃到一粒秕谷，想吐掉，他扬扬下巴颏，微笑地对我眯眯眼说：一闭眼就吃下去了…… 

慢慢长大了，有点想他，只要他回家就会捱到他身边去。但他不常回家。我读小学一年级时他回来了，得知我当了男副班长他很开心，问开班干会我发言没有，我说我坐在末尾，所以没有发言…… 

父亲开心的揶揄道：还末尾？你是不敢发言吧…… 

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是鄂西一个美丽的山城，我的童年几乎是和城外沮河的水一起流淌的。沮河的水清澈凌冽，河床里满是光怪陆离的鹅卵石，鹅卵石下面总藏着无穷无尽的各种秘密。 

因为三线建设的需要，沮河上架起了一座大桥。我和哥哥常常去桥下面摸鱼，站在齐腿根儿的水里看急流下的水底，然后双手围住鹅卵石向石头下面摸去，如果有鱼就按住拿上来…… 

有一回，我俩又在桥下正静静地观察水面，大桥上传来父亲的呼唤声。父亲回来了，他从乡下背回来满满一袋子梨，清高蓝天背景下俯在栏杆上父亲的剪影就象一只寂寥的苍鹰。 

父亲是在部队学的文化，但他思维敏捷，语言幽默。他常说：农民伯伯脚趾头上的一坨牛屎都比你们的思想干净……。这让我一辈子都不歧视弱势群体！

*  二、 



一九七六年，***死了、**死了、***死了，我父亲也死了。 

他是被“解放”出来忙于文革积压的大量工作累病的。经常熬夜，大量吸烟，最后积劳成疾，得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晚期。看见他站在煤油炉子边上，扑地就倒下去。 

我白天辍学去医院陪他，曾经健壮的汉子此时已经瘦骨嶙峋。  我从报纸上剪“治癌”秘方给他看，他和蔼地笑了，摸摸我的头说：周Z理都治不好…… 

我想起来他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腿上都还有一个枪眼呢，应该不怕死。可是我怕死。

中午在病房外面的沙堆边玩。累了，厌烦地听满树的知了不厌其烦地鸣叫，突然想起不知死亡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死了是不是就永远、永远、永远……什么都不知道了呢？一想到永远没有知觉，就从屁股沟直到后脊背陡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无以名状啊！ 

学校教导处的郭主任就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死了就什么也没有。

妈妈说爸爸也怕死。多年前从山里深夜独自一人走回城里，月光下看见两只铜铃大的亮眼睛从山顶上看过来，脚边的地上还有冒着热气的老虎粪。他把手电筒背在身后心提到嗓子眼一步一个脚印翻山越岭，最后淌过沮河，头皮发麻地走回城里。惊魂甫定，爸爸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怔怔发了一夜的呆。 

我觉得，和爸爸相比，我怕死怕得要更哲学一些。和死了就“永远、永远、永远……什么都不知道”的担心比起来，爸爸怕死的原因可能要具体实际得多。面对面的枪林弹雨他没怕过，但他却害怕隐藏在黑夜深处一双捉摸不定野兽的眼。 

后来我才明白，恐惧其实并不来自死亡，而是来自深深的未知。 

爸爸肺癌晚期，他象当年害怕夜色中不知所踪的老虎一样开始害怕未知的死亡，虽然我知道他并不怕我想象中的那种哲学上的死。  他很潇洒地说过周恩来都会死何况他，这是在告诉我他其实并不怕死，他怕的是死后落孤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在这风雨飘摇的异域他乡再也无人照顾的未知结局。 

有一天中午，我照例从病房外面的沙堆上玩了回来。爸爸盘腿微笑坐在病床上，妈妈拿着一张有钢笔字的信纸坐在他面前的矮凳子上正用手帕使劲擦眼泪。以前以为“断线的珍珠”只是一种流泪的比喻，现在我真的看见了。 

那是一个一切情感都必须压抑起来的黑暗时代，妈妈强压着满腔悲痛不哭出声，所有压抑的悲痛都变成成串的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 

爸爸仍然歉疚地微笑着，我进来时他刚说：对不起，木英…… 

妈妈把头扭开，我悄悄把纸拿过来，匆匆看了一眼。那大概算是爸爸写给组织上的遗嘱吧。

一共三点：第一、死后火化，骨灰送回丰城老家。第二、给姐姐安排工作（姐姐当时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正在农场养猪）。第三、请组织上安排把妈妈调回原籍，让妈妈趁年轻改嫁。姐姐工作后可以自食其力，把我和哥哥送回乡下大伯处务农。

妈妈应该是看见最后一行字才忍不住悲从中来伤心痛哭的。 

想当年，窈窕雄姿，女貌郎才，一双热血青年千里迢迢浪漫西行，跨马相随，迤逦来到这流淌着青春理想的异域他乡，桑海沧田，激情燃尽，饱经风霜，相濡以沫几十年。如今来时本一对，归时不成双……

妈妈哽咽着对爸爸说：我是不会把他们送走的，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一口吃的…… 

父亲抬头看着窗外，无语微笑，双眼迷茫。 

……

*我和哥哥是在睡梦中被姐姐赶起来的。

她自己才十八岁，比我大七岁。姐姐有条不紊地在衣柜里找东西，然后带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医院——1976年建军节的早上，爸爸走了。 

最后一眼看他的样子，我看见他在微笑，很放心的样子。

不知道他究竟是对妈妈坚强的谋生能力放心呢还是对组织承诺的关照放心。 

父亲死后，组织部长带着一大堆人马来家里慰问妈妈。长期积压的愤懑终于喷涌而出，妈妈嚎哭着赶他们出去，她愤怒地喊到：活着的时候没人看，死了来看什么？

组织部长一行满脸阴郁，强行坐了一会儿，才在众人的围观中鱼贯而出，尴尬离去。 

那时候医学不发达，人也愚昧，他们以为癌症会传染，所以在父亲确诊肺癌晚期之后，组织上领导竟无一人前来探望，而且医院把父亲安排在了传染病区。 

追悼会上妈妈一滴泪也没流，而且交待我们也不要当着这些人哭。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她便跑断了腿。因为得罪了组织部的人，妈妈的调动被拖了整整两年，而姐姐最终也是靠自己考技校才离开了农村。

爸爸的遗愿没有一个是组织上安排完成的。 

但两年后，我们毕竟还是离开了那里，跟兵荒马乱时逃难一样。妈妈单位上的所有老同事帮我们把所有家当打包运到当阳用火车托运走，妈妈则把一应细软用具用一个大床单一卷背在身上就带着我和哥哥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记得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把一张写有“再见”的白纸做成纸箭高高射向夜晚深邃的星空，我希望那么多儿时的同学和朋友总有一个可以捡到它。看见这只箭，就可以看见我对童年的依依不舍和对第二故乡的告别之意。对我来说，离开是结束也是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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