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尼采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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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清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他不是宣告上帝死了的第一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位19世纪的美国思想家说：“人们谈及启示时把它们看作某种早已过去了的东西，好像上帝已经死了似的。”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他意指：我们最熟悉的关于上帝的理论、关于上帝的基督教、柏拉图理论，不是真实的，因为它不描绘任何现实的事物。它甚至没有意义。

也许，一切宗教和道德起因于如下的需要：人类若是企图在精神层面上让自己超越于世俗的现实世界，必须假设某种精神性的凌驾于芸芸众生万事万物之上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存在，则人与人之间必须会就像狼对狼一样，适用动物法则的结果将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历史并非自觉的世界精神，也并非完全由黑格尔所谓世界历史人物来掌控，于是，即使是人类由无数个不自觉的精神需求汇集成的需求同样会受到贯性原理的支配，假如说，人类的物质生活没有“度量”一说，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则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因“度量”的不足或满溢而招致恶果。基督教发明出来是用来竭制人的过度的欲望，结果，却走向了禁欲主义，成为了扼杀人性的精神暴力。于是尼采认为西方文明在2000多年中一直处在自欺之中。尼采认为，西方哲学家和宗教权威传统主张这个世界之外或之上另有一个世界，它比这个世界好，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否定性观照（参见《偶像的黄昏》）。这另一世界是非物质性的精神世界。尼采认为，尤为突出的是柏拉图类型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式的宗教权威，他们努力地通过宣称有另一个具有和我们这个世界相反特征的世界来否定这个世界（参见《权力意志》）。尼采是这样辨析基督教之谬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是互相对立的；善与恶是相对立的；如果超自然的是善的，那么自然的就一定是恶的。自然的世界缺乏一切善。它是邪恶、错误、虚幻、丑陋的世界。超自然则是良善、正确、真实、美丽的世界；尘世是一种中间地带，悬在良善的天堂和邪恶的地狱之间。因而尘世甚至不是邪恶的；它是无价值的。

在尼采看来，如果说超自然的宗教善恶观是对世界的一种消极的否定，那么禁欲主义则是对超自然界的爱加上对自然的世界的恨恶。禁欲主义恨恶尘世、恨恶身体、恨恶生命、恨恶性。但既然禁欲主义者是生活在尘世的、有身体并有性欲的人类，那么禁欲主义就是一种自我厌恶、自我仇恨、自我否定。禁欲主义是一种不结果的受虐狂（参见[美]埃里克·斯坦哈特著《尼采》朱晖中译本第24页）。

 

究竟什么是我们的善与恶的起源。事实上，当我还是13岁男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恶的起源的问题。我在那个被称之为“一半是儿童游戏，一半是尊敬上帝”的年纪，为此写了我的第一篇文字游戏，也是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我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尽管它还很稚嫩，就是尊奉上帝，同时也把上帝当作恶之“父”。

我逐渐学会了区别神学的偏见和道德的偏见，并且不再在任何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起源。某些史学的和哲学的训练，包括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与生俱有的选择意识，很快就把我的问题变为另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构造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它们是否是生活困惑、贫困、退化的标志？或者与此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中译本第4-5页）

 

笔者也曾想，宗教教义中有许多其实都是道德戒律，有什么必要捏造出一个人格神那样的上帝来统领这一切宗教教义呢？愚以为：人们捏造上帝这一行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人们缺乏信奉无人身戒律的能力，尽管基督教声称上帝是超然于人世的，但这个超然于人世的神却具备人那样的五官体貌。当然，露了面的上帝就难以保证全知全能全善了，我们说上帝具有人的五官体貌是通过圣子耶酥来推断的；可见，恰恰是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不发达的初民时代才可能形成人格神类型的宗教。在尼采看来，正是这个被称为凌驾于人世之上的上帝是邪恶之父。而区分善与恶的标准并非是在世界之上或世界背后去寻找，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应以善恶观对生活之有用性为标准。

谢地坤先生在《论道德的谱系》译后记中对尼采著作的观感是：“读尼采的书往往既有兴奋，也有不安，尤其是掩卷遐思、反复推敲之后，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本文笔者对谢先生的观感深以为然且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更为强烈：笔者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之所以是不带偏见的，是因为它完全是技术层面的：读尼采的著作会产生一种不同于读海德格尔著作那样“不舒服”的感觉：①尼采的论述都是分为小节小段的，于是，他那些勇猛的言论永远都是战斗的宣言，而不是逻辑的推论。我时常想，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样莫名奇妙地热爱尼采，也许正是因为不喜推论而又能惊世骇俗让尼采与国人投缘；②尼采的言论风格是情感宣泄远大于理论推导，若要弄个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八十比百分之二十；初看几页觉得耳目一新，多看几页就觉得空洞无物了；③辱骂诅咒嘲讽之大全，这就是尼采的文风。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为了强调自己的情思骂几句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开口就来辱骂，那就只能说明“黔驴技穷”了，这一招，华人里面学得最好的要算“五百年汉语第一人”的台湾狂人李敖，但在笔者看来，辱骂和恐吓也许能给人造成一时的刺激，但最终难以征服别人，因为理论的说服力凭借的不是声音而是事理。因为前述原由，笔者体会到其实坚持阅读尼采著作是需要一定的毅力的。不过，尼采当然也并非无充足理由暴得大名，一个敢讲话的人总能讲出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我对尼采的观感，如此而已。自己的书不太好看，这一点，尼采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读懂’我的书就需要时间，读者为此无论如何不能像‘现代人’，而应该像牛那样——必须学会咀嚼”。

在笔者看来，尼采的“反动性”虽臭名昭著，但其反动性却远远逊色于其逻辑上的荒谬性。请读一读以下的论述：
   

对“善”的判断并非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正是那些“善人”自己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权势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们以为并设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善的，他们是属于第一等级的，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低下的、卑贱的、庸俗的乌合之众。他们从这种等级差别的激情中为自己获取了创造价值和彰显这些价值的权利。功利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恰恰在私权产生最高等级秩序的价值和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方面极其陌生的和不合时宜的，这种感觉正是在这里与那种以工于心计、锱珠必较为前提的低级热情相对立——不是一次，不是例外，而是永久（同上引，第12-13页）

 

不再需要争取功利的高贵者们自己就是善人，他们有权自己评判自己的善行，而不需要由善行的受益人来评判。其逻辑荒谬在于：①等级差别本身就是善恶评判的对象，或者说，高贵的、有权势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们之所以在社会中的较高位置上能有一份好心肠，那是因为等级差别为他们提供了如此优越的条件，让他们在衣食无忧的境况下有一份包括行善在内的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差别本身就不是善的；既然任何人成为了高贵者都可能同时又成为善人，那么，只有认同人间不平等——这一最大不善的事实才能保证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善人，而处在社会底层或下层的大多数心情恶劣的人都是不可救药无法矫正的恶人；②即使高贵地位可能成为善良动机善良行为的保障，这一保障也不是充分的、更不是尼采所谓不计功利的价值判断是永久的。据笔者的体悟，生活在较上层的人们，其推己及人、内疚自责的心理确实要比穷凶极恶的劳动人民更为发达，但他们的这些善行并非道德意义上的纯然之良善，而是将道德当作一种具有礼仪外观的行为规则来遵守。常言道越是有钱心肠越硬，反倒是那些没几个钱的劳动人民喜欢助人为乐。当然，正是因为对人对事缺乏灵敏之反应及精确之算计才导致了永久沦为下世烂，这同样是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等级差别给害的。尼采伦理观中最荒谬之处在于：他认为等级差别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并且，可恶又可笑的地方是：他将善恶构建在这种等级差别的激情之上！尼采发现：社会等级意义上的“高尚”、“高贵”必然演化出“精神高尚”“高贵”意义上的“好”，而且他还宣称“对我来说，这点似乎是对道德谱系的一个本质的洞见”！

尼采为什么二战时被纳粹意识形态所利用，是因为在其学说中有不少地方都充斥着对犹太民族的攻击，尼采甚至宣布万恶的基督教产生于犹太人的怨恨：

    犹太人曾经是这样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始终不懈的坚毅，勇于改变贵族的价值方程式（善=高贵=权势=美丽=幸福=神圣），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情（无能的仇恨），咬紧牙关地嘟嚷着什么“惟有苦难者才是名人；惟有穷人、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惟有受苦受难的人、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惟一虔诚的人，惟一笃信上帝的人，惟有他们才配享天堂的至乐。……犹太人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的始作俑者（同上引，第18页）

 

尼采以上歪曲事实的批判实在太离谱了，为了增强说服力，让我们来看一段有关基督教产生的关于犹太教宗教背景的史料：

 

以色列人的宗教，从多神观念演变为一神观念的过程，表现为《旧约》中耶和华上帝与众巴力的斗争史，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一神观念。公元前621年犹大国王约西亚使用行政手段强制进行宗教改革，树立一神观念，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公元前6世纪初，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两河流域古老而发达的文化传统，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统一与强大，东方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特别是亡国奴的屈辱处境等对他们的刺激很大，使他们的政治、宗教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是过去的祭司贵族等统治阶级还是中、下层人民，都渴望一位“救世主”降临，救他们脱离异族的压迫。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大卫的王国，它将是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它的统治机构应当是贵族的政治权力与祭司的宗教权力的统一；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保护神，而且是统治世上万国、万族、天上、人间的惟一主宰；耶路撒冷圣殿是他的惟一圣所。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所遭受的民族灾难乃是耶和华对他们犯罪的惩罚，欺压他们的异国异族都是耶和华手中的惩罚工具。

这种思想起初表现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间传播。公元前6世纪末叶，以色列人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后，这种思想逐渐成熟，经过尼希米、以斯拉、哈该、撒迦利亚等人的努力，修复了耶路撒冷圣殿和城垣，建立了神权政体，以西结的理想基本上变成了现实。到这时，犹太人逐步形成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崇奉一神、排斥其他宗教并维护祭司贵族统治的犹太教才最后形成。

如前所述，以色列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士师时期到公元1世纪中叶，1000多年的历史记录中，只有大卫、所罗门王朝统治下的大约80年（前1010-前930）是他们的独立自由的时代，其余1000多年都是在民族灾难中苦苦挣扎。但他们又骄傲地认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是惟一的真神，统治世上万族万国，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他特别宠爱的。每到民族灾难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向他们伸出拯救之手并严惩他们的民族敌人。这种宗教信念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复兴运动的旗帜，到“巴比伦之囚”时期，就成为对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的期待了。

“弥赛亚”（Messiah）亦译“默西亚”，源于希伯来文māshīah，原意为“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这个称谓源于古代以色列传统，古以色列人的国王即位时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大祭司代表上帝将橄榄油敷在国王的前额上，表示上帝的祝福，“敷油”（或“涂油”）这个动作在汉语《圣经》中译为“膏”，所以国王就被称为“受膏者”——“弥赛亚”。以色列人在民族灾难严重时所日夜祈求的就是上帝给他们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与国家，重建大卫的王国。后来，先知们进一步发展了“弥赛亚”的观念，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具体明确。他们一面反复强调上帝派遣“弥赛亚”降临的应许，一面预言“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

公元前2世纪《但以理书》中提出“人子”（即“弥赛亚”）的国度即将来临。马加伯革命的胜利使许多犹太人欢欣鼓舞，觉得“人子的王国”已经实现了。但是，这次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犹太人民又陷入了民族灾难之中。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伪经”——《以诺书》。在《以诺书》中，“人子”已经成了一个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对世界执行末日审判并创造新天地的弥赛亚。

 

公元前48年，罗马皇帝恺撒击败庞培后，在巴勒斯坦执行的开明政策颇得犹太人的民心，这时产生了《所罗门赞美诗》，作者预言，在将来一定的时候，上帝将派遣弥赛亚——大卫的一个子孙——来除去耶路撒冷的异教统治者，让流亡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到那时，世上万族都将皈依犹太教，并到耶路撒冷来瞻仰弥赛亚的光荣。

马加伯革命时期，曾有一个政治派别，称为“艾赛尼派”。革命失败后，这一派人消极起来，退隐到旷野里去逃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建立自己的乌托邦。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有关他们的资料，其中有一本书叫《先知合巴谷书注释》。书中叙述一个暴虐的大祭司残酷地迫害艾赛尼派，杀害了他们的领袖“公义之主”。后来，上帝惩罚了这个大祭司，使西方的异族占领耶路撒冷，另立统治者。艾赛尼派相信，那位“公义之主”不久将再次降临，统治以色列和地上万国，审判一切民族，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显然，这位“公义之主”也与“弥赛亚”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通观这段历史，可知公元1世纪时，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犹太人中，至少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的“弥赛亚”：《以诺书》继承了《但以理书》书中的“人子”的观念，认为“弥赛亚”是一位从天而降的超自然的人物；《所罗门赞美诗》发挥了以赛亚等先知的预言，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普通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犹太民族的领袖；艾赛尼派则认为“弥赛亚”是一位特殊的受难的领袖，虽然已经被处死，但一定会再临人间，施行审判。总之，“弥赛亚”观念是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1世纪中叶就孕育成了基督教的弥赛亚观，成为基督教产生的基本因素之一。（参见王秀美等著《基督教史》第11-14页）

 

马克思的评价更为中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如笔者前述，由于尼采从逻辑前提上即确认等级差别是善的，因此他合乎逻辑地把一切试图危及等级制的道德诉求都斥之为非道德的；奴隶道德的诉求相当于动物呼吁人的权利，于是，正是尼采（而非犹太人）对于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充满了怨恨：

 

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一种凯旋般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其方向必然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了自己——正好属于这种怨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中译本第21页）

 

缺乏悲悯情怀、自以为高贵的狂人尼采对一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奴隶们并非一开始就要跟人过不去，其实，这些受压迫受剥削已经成功培育起来奴隶性的羊羔们只要还能最低限度地肯定，也就是苟活下去，他们断然没有那样的胆量来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

尼采的奴隶道德对笔者的有益启迪是：人生而平等这一个至善的口号可以作为一切怨恨情绪和暴力行为创设终极的论据，或者说，当一伙暴徒怀着干掉另一伙暴徒的动机时嘴里高呼的仍然是人生而平等；另外，照小了说，当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时，当甲与乙之间存在着较大社会地位差异并且处在社会尊卑评价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时，甲这时如果仍然笃信人生而平等，对乙拍胸打脯大呼小叫以示平等，那么确实会让某乙心生怨恨，怨恨某甲不谙世故，对自己这样的尊者未予应有的敬重。

也许，正是因为长年累月身患疾病才使尼采形成了对“健康”的超乎寻常的热望，于是他对善恶道德的基本信念也同时建筑于健康之上，在他眼中，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培养奴隶培育家禽的文明：

 

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善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映本能和怨恨本能——贵族及其理想正是在其对手借以帮助下而遭受耻辱和被打败的——看作真正的文明工具（同上引，第24页）

 

生命力的强健并不直接意味着非道德，然而，道德不能对生命力进行限制吗？或者说，如果我们按照尼采的逻辑即生命力量是一种绝对不可冒犯的最大的道德，那么，只有体力上智力上最强者才是最善的，这样的善仍然是道德么？非矣。这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动物法则。尼采基本上算是一个看啥都不顺眼见啥骂啥的批判家，而在为我们提供“建设性意见”“肯定性观点”方面却显得非常地低能。他多半只能告诫我们不能做什么，例如，他告诫我们如果囿于传统的限制人的道德（难道世上有一种对人没有任何限制的道德？），我们将会变得“更瘦削、更温和、更聪明、更舒适、更中庸、更平淡、更中国化、更基督化”。

超自然界包含了一切真价值（肯定的和否定的两者）的理论导致基督教宣称：超自然界是一个补偿的世界。上帝的公正补偿了基督徒在尘世中所受到的一切的不公正（而根据超自然主义，一切不幸皆是不公正）。基督徒在尘世经受的不幸只是表面的，它们是幻象。但很快上帝将真正地报答和真正地惩罚。

在尼采看来，西方人的自欺中最典型者即是关于来世（即尼采所谓“另一个世界”）的承诺，而这一承诺决不可能兑现，仅只是个精神上的骗局而已。但我们如果先撇下尼采的狂暴言论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当今社会道德普遍堕落，道德虚无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在人心之中没有任何一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的神或上帝，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恩格斯语）。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笔者作如是说并非呼吁重返中世纪，而是意在指出：尼采在粉碎偶像，宣判上帝死刑的同时并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道德上的生路。所以，今天我们读尼采千万别因其激烈的批判劲头而忽视他作为建设者的巨大缺陷。

禁欲主义一无是处吗？从来不会“辩证思维”只会单向思维的尼采同样把禁欲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尼采看来，根据基督教，把我们束缚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邪恶的，尤其是性。性使我们不是去爱某个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神祗，而是去爱人，并且不是去爱他们的灵魂，而是去爱他们的肉体。性导向人们担忧他们在尘世中的孩子的未来，而非担忧某人的灵魂在超自然界中的未来。但是，如圣·奥古斯丁所发现，性冲动能使人生病。贞洁并不是要争论问题，关键是驱动它的态度。根据尼采的观点，对性的清教主义的仇恨根本就是一种性变态。就尼采而言，禁欲主义绝对是疾病，远非在精神上是好的，它在精神上是坏的。禁欲主义是一种病，它是人类精神的疾病。在尼采的视野中，禁欲主义不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还存在哲学的禁欲主义甚至科学的禁欲主义，尼采认为，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禁欲主义的信仰，这个信仰仍然是人格的，但其人格是冷淡而理性的。上帝变成了一个无情感的算计者的超心灵，而不是一位心系众生的神。科学的超自然主义迅速导致了虚无主义。剥去其情感上的温情，超自然界就变得如虚空一样无法孕育（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

尼采在其《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中，用大幅篇章几乎是愤怒地辱骂着攻击了哲学上的禁欲主义，而且首先拿自己的精神导师叔本华开涮：

 

叔本华在事实上把性（包括性器具、女人这个“妖魔的工具”）当作个人的敌人，他必须有敌人，为的是继续成为好人；他喜欢恶毒放肆、火气冲冲的语言；他出于偏向，为了发火而发火；假如没有敌人，没有黑格尔，没有女人，没有性，没有生存的全部意志，他就会生病，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尽管他很想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却不是）。（同上引，第72页）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与尼采哲学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是仇视生活的，这种仇视集中体现于“只要地球上有哲学家，而不论哲学家在何处，随处都有哲学家对性的真正的神经过敏和仇恨”。尼采对为了真理而献身的哲学家们进行无情的揭露：在尼采看来，哲学家们的禁欲与独身并非如其外观那样崇高，而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是出于更大的自私去追求他们膨胀的生存：

 

迄今为止，有哪些伟大的哲学家是结过婚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他们都不曾结婚，我们甚至都不可能设想他们会结婚。哲学家结婚，就是喜剧性的——这是我的命题。苏格拉底是个例外，他是个歹毒的人，他玩世不恭地结了婚，似乎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这个命题（同上引，第73页）

 

对一位哲学家来说，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回答或许早已为人们所猜到：哲学家在眺望最佳生存环境时，微笑着面对最高尚和最大胆的精神，他们因此不再否定“生存”，而是更加肯定他们的生存，而是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存，这种态度或许膨胀到了如此程度，使他们萌生这样罪恶的愿望：让世界毁灭吧！让哲学、哲学家和我永远生存吧！（同上引73-74页）

 

企图成为教导人们怎样生活的哲学家，其本人很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中肯地说，为了搞事业而不愿陷进家庭生活的羁绊之中，这种现象也并非限于哲学家这个行当。况且，不结婚并不等于没有性生活呀，在尼采所列举的独身的哲学家们中，可能最为虔诚的就只有康德了。据传康德仅有的一次性生活是由他的学生们集资让老师嫖了一回娼，是要让考察了万事万物宇宙人生的老师也来考察考察男女性事，结果康德搞事出来后唯一的心得体会是：“性交是一连串毫无逻辑的混乱动作”。要用笔者大不敬的话来说，尼采攻击先辈哲学家们的理据一点儿也不充分，当然也不深刻，因为他这种理据正是他所鄙视的庸众们的理据，即：幸福生活也就是性福生活，将人生的意义大大地倾注于性交合之上，这跟“为吃为穿为根棒（男性生殖器）”的劳动人民人生观有何差别？哲学家是什么人？哲学家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并且对生活对情感既敏感又挑剔的人，是那些人一多就心烦，人在面前晃就觉得心慌的十分需要安静的人，是一些性情和习性都跟你尼采不相上下的人，攻击别人独身，正如那些骂别人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的偏执狂一样，尼采同志把自己也是独身一辈子（据传与其胞妹有暖昧关系，兔子专吃窝边草，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件事儿给忘了。这真是咱中国人的谚语所说，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读尼采的书，我就不单是谢地坤先生所讲的不舒服了，而是有时真觉得恶心。这是一个嘲讽一切人但从来不会自嘲的人，而不会自嘲的人，在精神上（先不提神经病这个敏感话题了，我们没有他尼采那么刻薄且无教养）多少都有点儿二百五。写到骂人，笔者想起一件往事：笔者本人从小热爱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居住在一个充斥着流氓泼妇的大杂院里，耳濡目染，连自己也不清楚竟在潜意识中习得了骂人术。有一次挤公车，人太多，贴紧了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的身体（鄙人才只十七八岁），那个老太婆杀猪一般叫起来，宣布我玷污了她的贞操，一顿泼骂向我倾来。愣了愣神，潜伏于我心深处的骂人术奇迹般苏醒，从我口里即刻冲出来世上最恶毒最肮脏最不要脸最不可抵抗的咒骂，连发炮弹一样轰响！那位老太婆惊呆了，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只是一个劲儿地感叹：“看不出来看不出，斯斯文文斯斯文文，这么会骂人这么会骂人”。笔者旧事重提的意图是要告诉世人，其实骂人的原理十分简单，自己越无耻越不要脸就越会骂人。鉴于此，笔者不像其他读者（尤其不像那些斯斯文文但不会骂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尼采的骂人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相反，鄙人以为，如果一个人自诩为学者而非泼妇，那么他主要的本领不应当是骂人而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鄙人最不满意尼采的地方是：就连骂人也不会长篇大论淋漓尽致，经常是才骂了个开头他就嘎然而止了，没词儿了。这种低能的骂人骂世者在咱大中华里也不乏其人，有些家伙骂起国人来那股子泼辣劲儿那股子鄙夷国人的精神头完完全全忘记了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这些家伙的口头禅开场白竟然是“你们中国人……”，最遗憾的是，这些不连自己一块儿骂的假洋鬼子并没有从外国主子那里拿到一分钱的津贴。依我的揣测，这些家伙也是被尼采给害的！

尼采一方面鄙夷庸众，另一方面又不许人们去做高贵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禁欲=基督徒，在尼采看来，性欲不强的人岂止是身体不好，简直就是仇视生活，自绝于人民：

 

哲学家是把禁欲主义理念作为现象形式、作为生存前提而利用——哲学家为了能够成为哲学家，而不得不阐述禁欲主义的理念，哲学家为了能够阐释这一理念，而不得不信仰禁欲主义，哲学家的这种独特的否定世俗、敌视生活、不相信感官、放弃性欲的遁世态度，一直保持到现代，它因此几乎作为哲学家自身的风范而发挥作用（同上引，第79-80页）

 

尼采言论的另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同义反复，除了用那些不厌其烦宣泄情绪的骂词作包装，他码字凑数的特色之一即是重复，虽然是叙事角度稍有变化的重复；当然，适量的重复可以起到强调的良效，但老是重复就显得无能了，而且我们不得不对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人抱以宽谅，怎么能够要求一个疯子不说重复的话呢？另外，狂燥型神经病与抑郁型神经病的区别在于，前者越重复越是专横武断，请听：

 

禁欲主义者把生命视为一种岐途，人们最终是要迷途知返，一直回到他们的起点；禁欲主义或者把生命当作一种谬误，人们将会或者应当用行动去纠正这种谬误——因为禁欲主义者要求人们与他一道行动，而且只要他有能力，他就强迫人们接受他的存在价值观。

它（哲学活动）像吠檀多哲学的禁欲主义者一样，把肉体降为幻觉，把疼痛、多数、主客体对立的全部概念都降为幻觉。

禁欲主义的理念起源于一种正在衰退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这一生命竭尽全力维系自身，并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

 

 人们一看任何家庭、团体、社区的背景，都会发现到处都有病人反对健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静悄悄的，可以使用少许毒性粉末、针刺、受难者的阴险表情；在斗争有时也运用那种所谓的表情的法利赛主义，尤其最喜欢表演“高尚的愤慨”。甚至在神圣的科学领域，也能听见这群病狗的尖厉的怒吼，听见这些“高尚的”法利赛人的咬人的谎言和愤慨之声。（同上引，第81-86页）

 

有许多自己也在研究哲学的人十分热衷于嘲讽哲学家，当然这方面以尼采最为显著，因为他是哲学史上的骂人王嘛。在其著作《善恶之彼岸——未来哲学的序言》中，尼采专辟一章“谈哲学家们的偏见”，对“臭哲学家”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谩骂，就连道德楷模伊曼怒尔·康德和抛弃巨额遗产以磨光学镜片为生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坚持哲学研究的斯宾诺莎也未幸免于难：

 

年迈的康德的既僵硬又文静的伪善，他以这种伪善把我们吸引到诡辩的岐途，这些岐途导向（更恰当地诱向）他的“绝对命令”——这个戏剧使我们这些挑剔的人付之一笑，我们毫无乐趣去仔细地看旧的道德家和说教者的微妙的诡计。或者甚至数学形式的那个障眼法（Hocuspocus），斯宾诺莎以这种数学形式的障眼法把他的哲学——最终“对他的智慧的爱”，正确而合理地解释了哲学这个词——像在合金中一样加以装甲和掩蔽，以便借以从一开始就吓倒胆敢对于这个不可战胜的处女，对帕拉斯·雅典娜投去一瞥的进攻者的勇敢：一个与世隔绝的病人对这种骗人的把戏显露出多少自己的胆怯和脆弱！（尼采《善恶的彼岸》宋祖良中译本，同上引书第12页）

 

康德对世人发布无人身的“绝对命令”是经不起理性分析的，斯宾诺莎试图将伦理学弄成几何论证也是有问题的，但要批判这两位前辈哲学家，应当用理论推演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尼采没有这么做，而只是用一些形象化的谩骂来对康德与斯宾诺莎进行人身攻击，而人身攻击却是一个自诩为哲学家的人最无能最弱智的表现。苏格拉底曾说，人类在沉睡，我（一个哲学家）就像一只蚂蜂时不时叮它一下。为了刺激读者的神经，行文时偶尔骂上几句调侃一下并无不可，但要是弄得只会骂人，那就有点儿不地道了。尼采在很多地方都未曾援引被谩骂者的著述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而只是来一通毫不讲理的诅咒谩骂和嘲笑，他这种臭德性，真让人觉得恶心！请听：

 

今天所谓的实证主义把自身推向市场；现在也许有一种厌恶，对所有这些现实的臭哲学家的驳杂和拼凑物的年市的机制的趣味所产生的厌恶，在这些臭哲学家那里，除了这种驳杂外，没有任何新的和真正的东西。（同上引，第128页）

 

斯宾诺莎或布鲁诺——最终总是成为（而且在最精神性的骗人的把戏下，也许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这一点）狡猾的复仇犯者和毒药配制者（人们松动了一下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完全不谈道德愤慨之笨拙，它在一位哲学家那里是如下情况的不会有误的标志，即哲学的幽默离开了他（同上引，第142页）

 

在尼采的著述中，好不容易看到一段似乎是作鼓正经的学术批判而非辱骂恐吓——这已成为笔者的一件惊喜之事，但令人空欢喜的是，尼采这类学术批判永远都只是虎头蛇尾嘎然而止刚讲了半截子话就没词儿了，试举几例：

 

一些个别的哲学概念不是什么随意的东西，不是什么自为生长的东西，而是在彼此的联系和类似中产生出来的，尽管它们如此突然和任意地看来出现在思想的历史中，它们却从属于一个体系，就像一个洲的动物群的全部的成员，以上的情况最终还显露在如下的事实中：最不相同的哲学家们一再地多么有把握地填写在一些可能的哲学之一张确定的基本表格。

 

Ceasa sui（自因）是迄今想象出来的最好的自身矛盾，是一种逻辑的强奸和非本性。

 

但是，你们物理学家如此自豪地谈到的那个“自然的规律性”，似乎——为什么其存在仅由于你们的解说和坏的“语言学”。它不是事实情况，不是“原文”，宁可说只是一种幼稚的仁慈的整理和意义歪曲，靠着这意义歪曲，你们充分地向现代心灵的民主的本能让步！

 

哲学体系“就像一个洲的动物群的全部的成员”，自因“是一种逻辑的强奸”、自然的规律性“不是原文”，这就是尼采的批判！读到这些的辞章，我们只会感到形象生动但又意义苍白。最令笔者存疑的是：尼采在批判那些“臭哲学家”们时，基本上不会援引他们超过哪怕五十个字的原文，有时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不知尼采同志是否认认真真仔仔细细阅读过这些臭哲学家们的著作。当然啰，一个坚持辱骂和恐吓也是一种战斗的思想斗士在搜集素材方面显得匆匆忙忙，这也难怪。再说了，伟大的思想家不还有些神志不清么，俺可没有尼采那样刻薄。

尼采不重推演、缺乏论证，对问题不作深入分析的臭德性让他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都呈现为只言片语，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竟像蹩脚的诗人或弄玄虚的巫师那样时常讲格言或谶语，可以说，尼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最多不过就只是一个“点子大王”，但十分遗憾的是，只要剔除了他那些辱骂嘲讽的情感宣泄，这些哲学点子恐怕写出来不过几十百把条，有时笔者竟会吃起干醋来：“凭什么尼采暴得大名？”他就凭下面这些一句顶一万句的箴言青史留名：

 

“为了认识本身的缘故而认识”——这是道德设下的最后圈套，这样，人们再次完全地陷入道德中。

 

人是最不诚实地对待其上帝：他不可以犯罪！

 

谁达到了他的理想，谁恰恰因而超出了它。

 

有些孔雀在一切眼睛面前隐藏了其孔雀尾巴——这叫做自豪。

 

“同情一切人”——这也许是对你的严厉和专制，我的邻居先生！

 

本能——当房子在燃烧时，人们甚至忘记了吃午饭。——是的，但是，人们在灰烬上补吃午饭。

 

今天，一个认识者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动物化。

（同上书第四章《格言和插曲》）

    

尼采的精神导师叔本华曾说道德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尼采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生命意志是衡量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标准；知识和道德只有在保全和促进生命与生命意志时，才有价值；而那种自身生命力强大，无需克制自己限制自己同时又是道德化身的人，也就是尼采为我们虚构出来的“超人”。他所说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1）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现自己、主宰平庸之辈；2）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3）超人是自由、自私的、自足的；4）超人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5）超人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因而6）超人不是那种卑微琐碎，软弱无力的人，超人是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正如斯坦哈特在《尼采》一著中所述：尼采把有战斗力的自由精神称为超人。超人是尼采把古典哲学的“智慧人”或圣哲的概念现代化的方法。它是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伟大灵魂的人”和斯多亚与伊壁鸠鲁的“圣哲”的精致化。超人有很多不同的表象。时常，并且从不同的透视出发，超人表象为一位先知，或者一位祭司，或者一位暴君。超人是，如尼采所表述，在善与恶的彼岸的，即是说，超人是超越了奴隶道德和看待生活的奴性方式的。

超人为一股极端的权力意志所驱使，并且因而行动中超越了自我利益和纯粹自我主义。而超人的自我则在精神上被精炼并达到极高的普遍性。它是这样一个自我：它把自身看作包含整个人类，在这样的意义上：它自己的自我提高是每个人的提高——如果人类历史可能延伸到未来的话。

超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或她自己承担对作为整体的人类的责任，人类迄今证明无能力担当这一责任。尼采认为，这多半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认为存在一位为我们负责任的上帝。因而，我们不烦恼自己为我们或为我们的种种未来承担责任。超人的道德是成熟的个体的道德，它是纯粹自利的，但那个自我是整个人类物种的整个自我。超人具有最高度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超人的自我主宰使之有充分能力对全人类担负责任。

要理解超人，我们需要讨论功利主义。超人是一种超级功利主义的代理人。尼采常常表明反对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把有用看作最高的价值。某物只要它增进幸福，在痛苦最小而快乐最大的意义上，就是有用的。因此功利主义者引入了最大幸福原则：某事物导向最长时间中最大数量的人的最大幸福，在这种程度上某事物是好的。尼采反对功利的理由是，它通常被还原为奴性的群体功利：对群体在此时此地有用的就是有用的，仅仅为着这个群体在此时此地的生存，而不是为着人性的进步。幸福是最小痛苦和最大快乐的观念，是酒鬼或嗜毒者看待幸福的方式：一种昏呆的或麻醉的迷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真实的感觉被一种模糊的和迷幻的高峰状态所麻痹和代替。尼采蔑视这种幸福观念。

超人是一个超功利主义者，因为他或她不在最小痛苦和最大快乐的奴性的意义上来诠释幸福，而毋宁把幸福作为功能上的杰出、作为最佳工作状况、作为全部的人类可能性的最大的实现来诠释。例如，伟大的运动员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甘愿经受巨大的痛苦。超人否认人是羊，或者生活在一种麻醉的昏呆状态中是一种正面的生活方式。对于人性，超人在心目中有伟大的目标，并且超人想望一种充满了光荣的大胆和惊人的成就的历史。超人想望知与行的最大程度的延展。

科学和技术业已经予人类巨大的力量，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种超文明，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太阳系之中的其他行星上开拓殖民地，可以获得更伟大的知识，可以变得像我们的原始的宗教之中所梦想的诸神一样。然而野蛮的迷信和粗鄙的幻想，尤其是宗教信仰捆绑了我们，我们由于这种捆绑而退缩不前。尼采充分觉察到：人性的非理性的一面需要得到满足，他认为，一项人的伟大工程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在其荣耀中，人性的非理性的一面能够被抓住并升华。

为了朝向伟大的目标来定位人的理性和激情，超人践行一种开明的专政。人性中的卑下的或奴性的成分——人的反动性——不得不被统治，并且常常被以残酷和野蛮的方式统治。尼采对于人所能够作出的野蛮是没有幻想的。他知道超人对人性的爱常常是粗暴的爱：

 

他会如此熟练地使用欺诈、强暴、最残忍的利己主义作他的手段，以至于他只能被称为恶棍、恶魔；但他的旨趣——光辉四射，会是伟大而有益的。他会是人马，一半是野兽，一半是人，另外在他的头上还附属着天使的翅膀。（参见《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21页）

 

即使如此，超人的专制是如此高度精神化的，如此哲学的，以至于这种专制使用尽可能少的暴力逼迫和暴行：它并不旨在镇压或压迫人兽，而旨在使这种野兽为一种更高的目标而工作。超人以一种技艺来工作，那种技艺既吸引人性的动物性的部分又说服其理性的部分。超人践行尼采称为快乐的智慧的某种东西：科学理性、实践智慧、立法美德和艺术的融合。

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但他杜撰出来了“超人”，而在笔者看来，那个集大恶大善为一身的所谓超人不过就是人间的上帝。虽然尼采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他并没有塑造出新的偶像，但他那个凌驾于一切人之上施人以“粗暴的爱”的超人比他弄死的天上的上帝更坏。越是读尼采，越觉得他是一个土得掉渣的人：一辈子自诩为精神贵族，可他的贵族气质就只是蛮不讲理地瞧不起人；当然，这世上确实存在许多应当被瞧不起的人，但你是哲学家呀，你是要告诉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并且打算把人们从苦难生活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呀，辱骂和恐吓再加蛮不讲理地瞧不起人管用么？你要救人救世，除了多少有点儿悲悯之心，最重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呀。

也许，写完这篇文章后鄙人会很长时间不再阅读尼采著述了，因为，在尼采的心中上帝死了，而在笔者的心中，尼采也死了。